比較香港與外地的社企發展(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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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紀治興

公益的落實

香港社企公益使命的落實(Actualization),是可量化的效益,故此可以跟自己的過往績效比較、或跟業界標準比較。這是藉着將頂級管理技巧中的量度方法,應用於人的改變和改變的成本效益。

以本港兩個政府資助社企成立的基金為例,每元的開辦費資助,每年帶來約兩元的營業額,當中的 $0.48 是弱勢員工的工資,即每年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是 48%。但在南韓和台灣很難計算,因為政府每年仍向已成立的社企提供工資補助,這些補助是政府持續投資的一部分,所以社會投資回報率的分母一直在變。

量度評估社會效益是似難非難。例如數月前,一間美國商學院的香港分校便介紹一個浮動醫院,因為落後地區的醫院不足,所以在船上搭建醫療設施,以便去到各個村落醫病。這種意念是新穎的。但新穎只是創新的其中一個必須條件,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成本效益比,方能決定它是創新、抑或是創笨。例如相對於在岸邊搭建醫院,然後派出小艇到各村落接送病人來回,二者的成本效益比是如何。

在 2010 年,瑞銀及 INSEAD 大學的一份家族慈惠其基金指出,只有五分一的項目是令人滿意。原因是受資助的慈善機構只報告所舉辦的活動和受惠人數,頂多再加上 80% 的受惠者是感到滿意;但不會計算成本效益,更不會作比較分析。根據當時的調查,有三分一的基金在未來會將捐獻,投放予開辦社會創業或創新項目。而社創項目就算未能在持續營運上自負盈虧,起碼會更注重成本效益。

但就算是一般商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也不見高明,很多還是停留在數算輸出的義工人數和活動次數,再加上動人個案的質性描述;沒有受惠弱勢社群的轉化數據,整個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,亦不作不同方法的比較研究。雖然理念新穎,但仍是務虛多、務實少。

Jim Collins 說得很好:「我們必須拒絕一個好心但犯上致命錯誤的觀點,就是社福界應該向商界學習。因為大部分商企都是在平庸和稍好之間。正如人生中的大部分的事情,只有極少數是優秀的。」所以,不是學商界,而是學優秀或頂級的管理知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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