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紀治興
香港是亞洲社企發展的先鋒。過去數年，市民的良心消費意識日強，社企在競爭激烈的消費市場中，財務自足的有 63%，存活力是中小企兩倍以上；又能透過商業運作的乘數效應，扶貧助弱的社會投資回報可以錢半功倍，實現「一蚊變四個半」。但香港人缺乏文化自信，經常妄自菲薄。
第一個政策改變
首先，是伙伴倡自強的優化方案，包括擴大受資助者的覆蓋種類，準備接受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成立的商營社企申請資助，這是繼去年社創基金後，第二個開放給商營社企的政府計劃。優化方案將新加入的商營社企申請者，和傳統非牟利社企分開處理。前者需要配對基金而後者不用；受監管期內，資產轉移要先獲批准；最後，由政府扮演最後把關的監管角色。這個優化方案比社創基金的監管更靈活及更細緻，是值得支持的優化。商營社企，可以招納更多希望回饋社會的管理人才加入社創行列。
這有前科可援，例如，香港首個效益投資項目，即是在2008年招股集資開辦的豐盛髮廊，它招收了17個全是來自商界的股東，當中包括香港社會創投基金、黑暗中對話的創辦人家族等。豐盛髮廊由原本以慈善團體方式經營，轉為股份有限公司，不是為了分紅，而是為了開放擁有權，以吸納更多有營運知識、社會網絡和財富的有心人加入。過去7年，亦印證了人才資本和社會資本，比財務資本更關鍵。
第二個政策改變
其次，是民政事務局對社企採用新的定義：「政府每次推出措施向個別社企提供直接支持時，均會採用相關的申請資格準則。就此，政府或會參考一些本地和海外社企組織所採用的定義：社企是一盤生意，透過企業策略和自負盈虧的營運方式，以達致特定的社會目的，而其不少於65%的可分發利潤會再投資於本身業務，以達到該社企的社會目的。」
開辦商營社企的創業者可以分為三種類型：首先是一腔熱誠貢獻社會的青年創業者，例如每年中大社會企業挑戰賽的得獎者；其次是藉賺錢以支持善行的中產專業人士，例如豐盛、加零壹、要有光等；最後是希望藉行善去賺錢的商人。
高擧申請資格準則訂為派息不超過 35%，是為了吸引第三類的申請者。這個準則引起社會爭議、社福界不滿，是因為它將原本高尚的回饋社會，庸俗化為追名逐利的商人行為。在倡議新定義的論述中，有三項論點可以處理得更好。
社會目的不等於社會效益
首先，企業的社會目的，含金量是可多可少。可以是10個員工中有5個來自弱勢社群，也可以是1,000個中有5個。所以「有社會目的」，並不是一個辨識好社企的條件。一個不派息但社會效益微不足道的社企，對社會的頁獻，遠不及一間盈利全分派但也產生巨大社會效益的真正社企。但前者符合政府的社企定義，而後者不符。以息率作為定義，是「九唔搭八」。
其實，香港有14年來200多間社企的效益數據，根本不用像後發國家般的抄襲英國。作為亞洲的社企領袖，應該是根據自身的發展軌跡，訂立能夠走得更遠的實用標準，作後隨者的榜樣。現時非牟利社企若一次過接受政府100元，每年的營業額約285元，當中48元是弱勢員工的工資。即是在平均兩年零一個月內，所產生的公賬就等於100元，社會投資便翻本。
故此，申請資格準則應該訂為社會投資回報在6年內起碼有兩倍至三倍，這才是對症下藥。以就業融合社會企業為例，若果拿了300萬元的公帑資助，每年要顧用10個來自弱勢社群的全職員工，假設每個人年薪10萬，10個便100萬，6年便600萬；若果社企有9年壽命，就是900萬，政府的社會投資回報便是三倍。
英國根本說不出其社會效益，所以沒有能力以效益訂立標準，惟有退而來其次的說社會目的。小學生可以抄襲中學生的功課，但大學生無理由抄中學生，自我矮化。
35對比37
其次，恆生指數成份股票平均派息是盈利的 37%，當中主要是因為公用事業股派息是在 50% 左右，拉高平均線。要求社企派息不超過 35%，只是要求它與一般商企無異，並無甚麼可敬之處，這是將社企主流化（Mainstreaming），亦是將社企與商企的界線模糊化，都變成有社會目標的商企。後果包括削弱良心消費者對社企的支持，及將義務工作變成自己白做、幫人賺名賺利。
要將社企與商企的界線重新劃分，除了從出資者角度考慮的投資回報外，更應該考慮受惠者的幸福感（Well-being）。以0至100分計，香港人的幸福感平均是56分。根據豐盛的先導調查，來自弱勢社群的員工在加入社企時，幸福感是35分，現時是55分，與一般香港人無異，有約6成的升幅。原因是社企讓弱勢社群獲得技能、知識、自信和接納；弱者也可以成為施予者，幫助其他人，產生漣漪效益，甚至反過來影響曾經幫過他們的人。高舉社企的轉化能力，方是吸引公眾支持的進取之道。
政府應該推行量度社企受惠者的幸福感，令社企發展再行前一步，成為香港的軟實力，內銷國內，外銷海外。
五個漏洞只補一個
最後，倡議以息率作為社企定義的意見領袖，經常列舉英國的公益公司作為例証，但沒有說明英國政府是有五個條件，除限制息率外，還有限制轉賣資產、限制借貸利息、每年提交持份者的報告，和最後有註冊官把關。這些條件，都是為了堵塞營運者透低價售賣資產給有關係人士、或向有關係人士以超高息借貸等方式轉走利益。而要求提交持份者的報告，則是監察是否有落力於創造社會效益。而註冊官則是保證社企素質的最後機制。只提一個條件，是留下四個漏洞。但這些漏洞都不是關鍵，因為香港根本就不應自我矮化為跟隨者（Follower）。
香港是要有文化自信，認清事實，英國公益公司的要求，其實比現時優化前的伙伴倡自強計劃還要低，因為它是以防止社企賺盡為主，但伙伴倡自強是以保證社企能創造效益為主。保證做好事對比防止賺盡，層次高下立見。
政府應該贊助兩三個社企效益和質素的認證計劃，一方面是讓消費者分辨出哪些社企是在解決社會問題，哪些只是在吹噓。另一方面，贊助的條件應該包括要求認證機構公開總體數據，諸如認證社企的總計社會效益，和受惠者幸福感的提升幅度。
伙伴倡自強的優化方案，值得落實推行。但官方的社企定義應該將焦點放在受惠者得益上，而不是鼓吹派息 35%，給人追名逐利的庸俗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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